摘要：[4]参见钟丽娟：《自然权利制度化研究》，山东大学理论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页。 ...
普法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法律条文，还包括民主与法制理论学习，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等，普法的目标从立足于公民的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演化为依法行政、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整体架构下的制度安排。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君主进行善治是可能的，只需要君主的道德品质和治国才能出众即可。
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具有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底线，中国共产党的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深得民心，执规不可谓不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是执政党和领导党，在革命时期是革命党和领导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执政党，在革命时期是革命党，在任何时期都是领导党。党政不分的具体表现是党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个人身上，党政分开的具体表现是党权、政权和军权分属不同的领导人。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习近平从逻辑上论证了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都必须追究。奥卡姆剃刀定律也认为：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
在人民主权的时代，法官的职业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维持司法权威的根据，而要从法官的职业理性和人民意志的互相承认中去寻找司法权威的来源，即法官的职业理性与当事人生存伦理之间能够相互承认。由于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都隶属于地方政府，甚至在形势要求和政治动员下还需积极主动地干预现实生活。人民司法被注入了中共的理想、道德成分，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是中共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方针、策略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展开。古人独特的自然观与人文观使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协调、平衡、中庸、合一等特质以及对对立与倾轧倾向的排斥。
纠纷的最后解决，也要与当事人的过去状况和未来生活相结合。（根据网络资料） [18] 姚大志：《打开无知之幕——正义原则与社会稳定性》，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
在上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50多名队员围站成一圈，用眼睛注视着这些占道桌椅，对峙了20多分钟后，围坐在桌椅旁的几名食客先顶不住了，结账离去，店老板最终感到脸上挂不住，才悻悻地将占道桌椅搬进了店内。由于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引导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给相对人一定的灵活度，柔性执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由此产生的张力，软化由此带来的社会误解与冲突。[31] 杨宁：《城管举牌执法 温柔能否治本》，载《人民日报》2012-5-24。但要尽量缩小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范围。
在民间纠纷案件中，关系是无法祛除的，它常常是诉讼中实际的出场单位。然而中国法院体系中的各种内部关系远未理顺，所建立的一套与国家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化管理体制，以官衔高低为取向而不是惟法律是从，理想化的制度安排尚未确立。司法制度一度确立了独立、专业发展的方向，但又往往被忝列社会治理诸制度之中。也只有在回归司法真义的基础上，无知之幕的真谛才可能被真正认识，而建幕工程也才有可能。
西方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在与社会生活长期磨合的过程中缓慢地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法律本身与社会理性高度吻合，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对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宗教信仰的依赖。[21] 五、讨论：法治的中国样式及其建构 法治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总体性状况。
在内部机制上，司法权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权的管理关系是非服从性的，不存在行政机关那种层级式的官僚服从体系。他指出，审判过程主张程序的合法性和结果的合法性，法院调解则更主张以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承认为主要表现形式，它以处理效果的双方满意证成司法运作的可行性与正当性。
因为这个体系既有借鉴、移植自国外的内容，又保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一些法律传统，还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所借鉴，甚至一些与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规则要素也被及时纳入进来。以城管执法为例，不但有倡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举，而且各种执法招数令人眼花缭乱：献花执法、举牌执法、眼神执法、美女执法、小品执法、列队执法、卖萌执法、‘老外执法不一而足[31]，以克服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尴尬现状。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7]。刘云林认为，法律无情乃司法阶段的特有现象，法与情对立冲突只应局限在司法领域，在这一阶段，法律的适用确实不应顾及人们具体的情感反应，法律与当事人甚至与司法工作者情感上的矛盾冲突应该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在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需要（包括通过职权）知道当事人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需要对法治的诸层面进行认真梳理。
对法律真实要考虑到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立足于社会现实以及法律技术的规定，按照现有法定程序，排除合理怀疑而发现事实，达到法律自身设定的认定标准就是案件的真相。相对于强制性执法的单一性、僵化性和机械性，柔性执法的核心要义就是摒弃强制行政、刚性执法，而代之以温和的、说服式的执法模式，把执法的过程作为普及法治理念、彰显法治精神的过程，以缓解矛盾、减少对抗，最大程度地与行政相对方取得共识、谅解。
它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价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西方现代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主要治道。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些地方的法院挂牌保护重点企业，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司法职能行政化、目标化、效率化。这样，法治建设依赖政府力量的推行，法律权威源于政府权威。
这不但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契合，而且也深深地镶嵌在礼俗化与宗法化了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结构中。相应地，与‘无知之幕密切相关的‘原初状态概念，也应当在逻辑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事实／历史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由于行政权力乃至执政党伦理都是高于法律权威的力量，这使得中国的法治更多地具有实质法治的特点。不仅如此，数量极其丰富的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也构成了法律的渊源，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和补充法律漏洞的有效工具。
（2）每个人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合理的生活计划以及心理特征等等。传统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但有向当事人主义滑动的趋势。
尽管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社会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社会管控的物质和技术手段，总体性的治理效能却在不断减弱。由于立法环节处于法治建设的上游，其对整个法治建设具有引领和统摄作用。
‘无知之幕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契约环境，在这种思想的契约环境中，人们可以超越时代、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局限性，来选择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正义原则。柔性执法的误区 当前，执法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了一个很泛化的语汇。
只有在一种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背景下，在一种正义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说存在必要的正义程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拨乱反正告一段落后，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定用五年时间在全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防止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历史的重演。只讲权利、利益，不讲义务，责任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社会事务的泛权利化为社会负载了太多的义务。他试图通过无知之幕这一知识程序，摆脱个体因素、民族情感等在选择伦理原则中的偏见。
四、无知之幕价值之再检讨 罗尔斯无知之幕甫一提出，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交错重叠，行政执法的职能分工日益细化，有时一个违法行为会涉及多个行政执法管辖权，导致重复执法、多头执法，造成执法资源的分散与浪费。
其缘起，甚至可以追溯到上辈人、上上辈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调查取证的权利义务全属当事人。
在执法体制尚不可能做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形成一套良好的机制，显得非常重要。立法越是完善、丰富，对社会生活的涵盖性越强，则司法阶段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少，无知之幕之确立也就越容易。
